4月18日，是敖醒吾去世后的三七，武汉下着小雨。一大早，庄建文去社区的菜摊买了一条新鲜的鲈鱼，回到家像往常一样，为丈夫泡了杯茶。按照武汉当地的风俗，中午做了鱼和豆腐，还有丈夫最爱吃的腊肉炒豆丝。

       敖慕麟摆上酒杯，为父亲倒了一杯酒。武汉“封城”后，敖慕麟作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，一直为外界报道武汉一线的情况。封城后交通不便，敖醒吾主动当起司机，每天开车载儿子做报道。

       几天后，敖慕麟一家三口相继感染。他和母亲症状较轻，经过居家隔离治疗后，2月中旬先后治愈。敖醒吾情况很严重，两个月来一直在金银潭医院ICU接受治疗。

       3月29日晚八点半，因抢救无效，59岁的敖醒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收到消息的当晚，敖慕麟和母亲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将父亲的遗体捐献，作医学研究之用，希望以此来挽救更多的生命。

       3月29日，天气回暖。武汉地铁恢复运行，敖慕麟家楼下的公交车站也开出去几辆车，路边的樱花还留着最后几朵。

       医院也传来敖醒吾好转的消息，在十天前取下人工肺后， 当天早晨，敖醒吾的核酸检测转阴。按计划，敖醒吾将会被送上救护车转到综合救治能力更强的医院去。敖慕麟回忆，晚上六点半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心率和血压都在下降，他们正在抢救。

       当时正在吃晚饭，敖慕麟才吃了一口，就吃不下去了，母亲的筷子也没再动过。两个人坐在客厅里等着，安静地只能听到钟表声嗒嗒走着。再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是已经派了更多的人参与抢救，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，敖慕麟整个人都在发抖，脸上像是针刺一样。

       晚上八点半，电话又响了，湖南医疗队的医生说，“我们尽力了，最后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”庄建文一听，瘫在了地上，敖慕麟的双腿也失去了力量，他强撑着，跟医生说了句谢谢，然后回屋拿纸记下后续需要联系的电话号码。敖慕麟说，母亲突然把他拽住，用很小心的语气说，“儿子，我有个想法”，她重复了三遍这句话，才说出后面这句，“是不是捐献一下你父亲的遗体。”“我当时愣住了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没有能力或者决心去做这样一个决定，我们也是普通人。”敖慕麟说，他没法判断母亲当时是怎样的心境，他知道自己必须下这个决定，犹豫着拨通了医院的电话。

       医生说，按照正常的流程，是需要家属去医院签署捐献遗体同意书的。但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没有办法当面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。于是让他手写了一份同意书。敖慕麟在白纸上写下：“同意捐献遗体作医学研究之用”，拍了照片发给了医院。

       “既然母亲提出了这个想法，我也知道父亲治疗了五十多天，医院投入了相当大的救治力量，如果能为新冠病毒的研究做一些事情，能挽救回更多的家庭，也是有意义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金银潭医院南楼五病区主任夏家安特意打来电话说，“谢谢你们的大义。”

       过去的一年，是敖慕麟上大学以后和父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。去年，他辞去了在香港的工作，回到了武汉。父子俩每天早上一起出去过早，傍晚下楼一起遛狗，一家三口去东湖边散步，周末一起去看望86岁的奶奶。

       敖慕麟说，父亲是一家装饰公司的安全监理，负责施工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早年也在工厂和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，不少同事和父亲是几十年的好朋友。近几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起在工厂工作的工友重聚，活动都是由父亲张罗的，他头脑灵活，一两句话就逗得人哈哈大笑。

       妻子庄建文性子急，总嫌丈夫做事磨蹭。敖慕麟说，父亲虽然不太勤快，但一做起事来就要做个仔细。饺子皮要褶皱分明，水盆也要擦个锃亮。

       家里的阳台上养着花花草草，都是敖醒吾的宝贝，他平时会积肥，把淘米水这些积攒起来，做花草的肥料。年前敖慕麟和父亲一起去花鸟市场，买了兰花、腊梅、水仙，敖醒吾喜欢家里看起来有生机，满眼都是绿色。

       每天傍晚，敖醒吾都会带着“中秋”下楼玩。“中秋”是一只泰迪犬，在三年前的中秋节来到家里，和敖慕麟同一天生日。楼下有它的小伙伴们，好几只都是邻居王阿姨和梅阿姨收养的流浪狗。在王阿姨眼里，敖醒吾是个热心肠，平时哪只狗生病了、需要打疫苗，无论多远，都是他开车送到宠物医院。邻居间有些小摩擦、小矛盾，谁家关系紧张了，他会借机帮着调节。哪家有急事要去办，他也会主动开车送他们去。“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啊”，提起敖醒吾，几个老邻居都是这样的感慨，“他口头总挂着慕麟，慕麟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是最令他骄傲的儿子。”

       王伟伟是敖醒吾二十多年的老友，他说敖醒吾一直像个老大哥一样照顾他。敖醒吾是个驾龄有将近四十年的老司机，几个人常常一起自驾去旅游，神农架、恩施这些地方都开车去过，最远一次开车去过浙江的普陀山。“他开车好，一般开头车，负责带路，本来五月我们还计划着再去一次普陀山，也没机会了。”王伟伟说，敖醒吾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，唯一的执念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事，他常说“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也该成家了。”

       敖醒吾去世后，敖慕麟去找了父亲平时去的修理厂，给车换了机油、刹车油和轮胎，用抹布把车认真地擦了一遍。车平时都是父亲保养的，这是他第一次去做这件事。在敖慕麟印象中，父亲从来都没有过愁眉苦脸或者悲伤难抑，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。之前敖慕麟有一段时间遇到困难，“现在想想是天都快塌下来了的那种感觉。”

       但是父亲跟他说，“你真的不要担心，会过去的，肯定会过去。”

       捐献父亲遗体的事情，亲戚没有多说什么。一个一直在医院拍摄的摄影师跟敖慕麟说，自己在医院待了这么久，知道捐献遗体这件事对于新冠病毒研究来说有多么重要，但对于家人来说，又有多么艰难，“你们很伟大”。

       敖慕麟说，他不能设想父亲如果当时清醒，会怎么做。但从他心里觉得，如果是父亲的话，他一定会同意去捐献遗体。就像以往敖醒吾总会无条件支持儿子一样，这次疫情中，敖醒吾也主动担任起司机，开车载着儿子做采访。

       1月23日，武汉“封城”后，凤凰卫视前同事联系到敖慕麟，希望他作为特约记者，为外界报道武汉一线的情况。敖慕麟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将近10年，在凤凰卫视做过港闻记者，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过新闻主编一职。2016年离开凤凰卫视后，先后做过互联网体育传媒和企业公关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三年之后再担任记者，他知道这次采访的风险，也希望能尽力把武汉真实的状况传递出去。他跟父亲说，“我可能照应不过来，需要采访，需要拍摄。”“我帮你开车，路线我也熟。” 敖醒吾没有犹豫。

       除夕夜，武汉下着很大的雨，空气里沁着一种渗透到骨头里的湿冷。当时连接江岸区和武昌区的长江隧道已经关闭，路上没有人，偶尔有车辆飞速驶过。敖慕麟站在武汉大道的一个天桥上，打着雨伞做现场报道。敖醒吾在另一条路上停车等着，拍摄结束后，回到家吃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，敖慕麟就又去房间忙着做新闻连线。

       1月26日夜，庄建文开始发热，凌晨，敖慕麟也开始低烧。当时武汉医疗资源十分紧张，几乎所有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处于超负荷状态，他们不敢贸然去医院，担心交叉感染的风险更大，于是决定在家先自我隔离，由父亲负责一日三餐。直到28日，敖醒吾也开始发热，并伴有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的症状。一家三口都出现了症状，敖慕麟有些紧张和担忧。

       1月29日，他们在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做了CT检查，结果显示，敖醒吾、庄建文均双肺感染，敖慕麟单肺感染，敖醒吾各项指标都不是太好。怎么感染的，在哪里感染的，敖慕麟完全不知道。他试图回想接触过的人，但没有任何头绪。

       从前线记者变成了一个感染者，敖慕麟说自己就是武汉市一个普通的市民，“找不到做核酸的地方，拿不到床位，无法安排你最亲的亲人去救治，这是很痛苦、很无助的一个状况。”

       在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，敖慕麟的求助信息开始在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。“首例武汉一线记者一家被感染”的信息出现在网络各个角落。

       2月3日，敖醒吾被金银潭医院收治。敖慕麟和母亲症状较轻，医生开了两周的抗生素和相关的药品，让他们进行居家隔离治疗。当天下午，他们在病区的门口准备入院，敖醒吾拎着住院的东西站在门口等，当时他的呼吸已经有些困难，站了一会都站不住。

       病区是封闭式管理，门窗都紧闭着，周围一片漆黑。等了10多分钟，护士开门，有一缕光照进来。敖醒吾就拎着他的东西缓缓地走进病区。敖慕麟冲着父亲说，“你好好接受治疗，很快就会好。”

       敖醒吾点了点头，没有力气说话，笑着进去了，“他一向坚强乐观，也知道这一行虽然凶险，但一定会挺过来的。”敖慕麟回忆。但没有想到，那就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。敖醒吾从入院后情况就不是太好。2月中旬，病情恶化，进入到ICU里面接受插管，几天后戴上人工肺。

       2月18日，进ICU的第二天，是敖醒吾59岁生日。敖慕麟打电话到病房拜托护士能代家人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。

       3月22日，母亲的生日，敖慕麟在家里做了一条鲈鱼，是年夜饭以来最丰盛的一餐。他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，告诉父亲“爸爸你很棒，你已经在重症室待了四十多天了，已经看到希望了。我们都在等你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回家，把你和妈妈的生日一起补过。”他把手机和一张留言字条随防护物资一起交给护士。他说自己每天都给父亲发微信，虽然收不到回复，但也是一种寄托。七天后，敖醒吾离开了。没能等来团圆饭，没能等到全家福。

       3月30日一早，敖慕麟和母亲去家附近的花店买了一盆菊花，沿街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店铺做了一张父亲的照片，放在家里，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缅怀仪式。敖醒吾平时不喜欢拍照，最近的一张全家福也是十年前，敖慕麟还在读大学时一家人照的。

       3月31日下午，敖慕麟去医院领取父亲的遗物。一个钱包，一部手机、一个盒子和一个充电器，那就是父亲留下的全部。一辆黑色的殡仪馆的车过来了。在同一出口的另一侧，是一辆白色的救护车，闪烁着灯，正等着转运病人。“这边一个生命已经逝去了，另一边一个生命还在等待抢救。”敖慕麟说，这个画面他印象很深。

       四月二日，时隔五十六天，在蔡甸区的一个殡仪馆外，敖慕麟终于又见到了父亲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骨灰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签字，按手印，戴手套，消毒，几乎没人排队。陵园只允许五位亲属进入园区。这是新开放的区域，里面的位子都被选定，但墓碑都还没有立起。几处墓前，家属已经离开，纸钱的青烟还未散尽。

       出大厅转弯，就是敖慕麟爷爷的墓地，这位置是当年父亲选定的。如今，父亲也安葬在这片陵园里。

       四月四日，国家哀悼日。十点鸣笛的时候，敖慕麟和母亲正在去市场的路上，他按响车的喇叭，那天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车玻璃，照着他眼角的泪。回到家，母亲做了一条鲈鱼，按照武汉的风俗，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。

       现在每天傍晚，带“中秋”下楼放风的任务落到了敖慕麟和母亲身上。“中秋”的毛已经长得很长，在家里的时候，它就依偎在自己的老窝里——父亲常坐的躺椅旁边，疫情期间在家隔离时，它一直陪着父亲。有时候它看起来也有些落寞，敖慕麟会问它，“中秋，你是想爸爸了吗。”

       现在每天， “中秋”仍旧依偎在自己的老窝里——敖醒吾常坐的躺椅旁边，疫情期间在家隔离时，它一直陪着敖醒吾。现在每天出来进去，敖慕麟几乎时时刻刻都挽着母亲。几天前，他和母亲一起去营业厅把父亲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保留了下来，“父亲从来没换过手机号，是一种纪念，他的一个符号。”以后，他也想把手机号转到自己名下使用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父亲的生命。

       未来，敖慕麟想继续留在武汉，“为我的家乡，为这座城市日后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。”他希望自己像父亲一样乐观和坚强。照顾好母亲，成了他今后最大的一个责任。